【治理与反思】市场化及其不满者：基金会主导的公益创投资助对中国草根NGO的影响

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非营利部门的重新崛起和快速增长成为中国整体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现有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文献大都主要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切入展开考察，却普遍忽视了市场力量在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中的作用。最近，深圳大学的Weijun Lai（赖伟军）和墨尔本大学的Anthony J. Spires（安子杰）两位学者合作，通过对本土公益基金会和草根NGO之间资助关系的民族志研究，着重探讨了中国非营利部门发展的市场化趋向。对两个基金会公益创投资助项目的案例考察表明，面对基金会资助的资源约束及其背后企业家群体的强势影响，中国非营利部门存在被导向过度关注社会产品供给及组织资源追逐的风险，并对其原有社会价值及组织使命形成功能疏离。论文发表在国际区域研究顶级期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

（文献来源：Lai, W. , & Spires, A. . (2021). Marke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unveiling the impacts of foundation-led venture philanthropy on grassroots ngo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45(1):72-93. DOI: 10.1017/S0305741020000193）.

研究背景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的分析效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研究。然而，“国家-社会”框架长期在该研究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该框架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虽然最近的研究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新研究领域进行探索，但有一个关键层面——市场，几乎没有受到关注。鉴于过去40年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令人惊讶的是，目前在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分析中却很少涉及市场力量这一要素。

在这种既有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但又缺乏实证研究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对中国国内慈善基金会和草根NGO之间资助关系的民族志研究，探讨了市场变量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在这项研究中，重点关注“公益创投”(VP)，这是一种起源于美国并于最近引入中国的新基金会资助模式。

本文的分析基于对来自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的46名代表的深入访谈，以及对10多项组织和行业活动的参与式观察，所有这些活动均于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在北京和广东进行。此外，还使用了包括年度报告、会议备忘录和报纸报道等各种形式的二手材料。

既有关于非营利市场化影响的争论

过去几十年来，随着福利国家改革成为全球趋势，非营利部门的市场化或商业化已经成为非营利学者的一个核心话题。研究表明，市场以各种方式影响非营利组织，包括政府外包合同竞争、非营利组织（NPO）商业收入的增长和社会企业。鉴于部门转型效应，几十年来，非营利市场化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主题。人们从一开始就担心市场机制对非营利组织的腐蚀性影响。在这方面，非营利研究领域的杰出人物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Salamon）认为，过度商业化可能会破坏公众的信心，并给整个非营利部门造成合法性危机。Backman and Smith认为，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最终将摧毁其社会资本功能。Eikenberryand Kluver共同对非营利市场化对公民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代价过高”。

与这种负面评价相反，一些学者认为非营利市场化趋势有更为积极的影响。例如，Dennis Young对美国社会服务协会的调查声称，非营利组织能够保持其使命和商业活动之间的一致性，因此实际上商业化通过补充组织资源有助于促进使命的实现。韩军对中国注册社会组织的研究发现，市场实践与非政府组织感知的政策影响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将非营利组织视为开放系统，Moeller和Valentinov认为，商业化实际上是非营利组织在不利的资源环境中的自我监管机制。还有其他学者认为，市场实践对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问责和创新具有有益影响。

除了这些积极的评价外，一个特别强有力的支持非营利市场化的论点来自于对转型社会的一些考察。比如，郁建兴和陈可鉴在对中美非营利市场化的比较分析认为，尽管在西方背景下，可能会削弱公民社会，但市场化进程给中国非营利部门带来了自主权、透明度和问责制。仅有的两项关于中国非营利市场化的初步研究主要集中在官方非政府组织）（GONGOs），但没有从经验上评估市场化对草根NGO的影响。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旨在通过实地考察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关系，研究草根NGO如何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之前，简要回顾一下资助基金的出现和公益创投在中国的兴起。

我国资助型基金会发展与基金会公益创投在中国的兴起

中国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兴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81年才成立第一个基金会，当时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ACWF)成立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CCTF)。自那以来，中国的基金会行业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建立了数百家慈善基金会。尽管基金会得到了稳步发展，但早期基金会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大多是由政府机构或与政府相关机构建立的。由于早期的基金会方案局限于政府行政系统内，因此向外部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分配的资金有限。因此，尽管当时中国有大量的国内基金会，但在90年代出现的大多数中国草根NGO都严重依赖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外国基金会的海外资助。在2004年颁布《中国基金会条例》之前，中国资助基金会一直受到限制，该条例为私人基金会的发展开辟了空间，并引发了该部门的快速增长。
随着中国资助基金会的出现，公益创投（VP）的概念也被引入中国。VP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对传统的以项目为导向的基金会融资模式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主张将商业风险投资的经验教训引入资助实践。风险慈善家从风险投资者那里吸取的一个核心教训是，致力于通过与受资助人的密集参与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组织能力建设。这种高参与度的资助模式在世纪之交美国慈善界广受欢迎，并在此后迅速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两个基金会公益创投资助项目案例

公益创投资助项目A(VP­­-A)

VP-A是由绿色基金会发起的，该基金会是由绿色协会于2008年发起的。绿色协会是一个会员制组织，由数十名中国企业家于2004年创建。到2018年7月，该协会已扩大到近1000名企业家成员，使其成为中国最大的环保团体之一。在成立基金会之前，绿色协会已经在中国西北地区研究荒漠化问题。经过多年的独立工作，它开始意识到需要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来解决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它于2008年成立了绿色基金会，旨在资助和促进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组织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工作分工。

VP-A由绿色基金会于2012年正式推出，致力于帮助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s)突破其在战略管理、团队建设和资源多元化等方面的限制，以期成为真正的领导者，在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项目中结合了两种方案支助。一是连续三年向受资助者提供每年10万元的资助，总计30万元的金额对很多ENGOs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因为它被指定为非限制性资金，允许受资助方支付其组织遇到的任何费用，如办公室租金、员工工资和设备费。虽然ENGOs可能更多地受到财政激励措施的驱动，但绿色基金会本身非常重视指导，这是VP-A项目设计的第二个关键方面。一般来说，一旦基金会接受了ENGO对VP-A项目的申请，就会为其分配一名企业家导师。这位企业家导师来自绿色协会的企业家成员，并将陪同ENGO三年，对其业务的三个关键方面进行监督:战略规划、能力建设和资源调动。在企业家的指导下，受资助者应该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发展。通过VP-A项目设计，商业企业家作为受资助者的导师参与为非政府组织植入市场影响力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渠道。

公益创投资助项目B(VP-B)

2004年，《基金会条例》颁布后，由几位著名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共同创立的慈善机构“爱基金会”启动了VP-B。爱基金会是中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之一，最初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2006年，它推出了首个针对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医疗项目。此后，它扩大到覆盖白血病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等。根据基金会的官方统计，截至2018年6月，超过110，000名儿童得到了其项目的帮助。为表彰其成就，爱基金会赢得了许多奖项，包括两次被民政部授予“中国慈善之星”。此外，它还能够获得许多其他中国企业家的支持。举个例子，中国三大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的总裁都在该基金会现任董事会成员。

经过近十年在儿童服务领域的开创性、成功的工作，爱基金会于2013年推出了VP-B，旨在将其经验输出到中国其他非营利组织。在爱基金会的官方介绍中，它用企业管理的语言总结了慈善事业成功的关键:“实施企业管理，坚持专业化、标准化、职业化和国际化的原则，追求效率、透明度和可测量性。”爱基金会认为，正是这些从市场企业中吸取的教训帮助基金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有价值的见解应该传递给中国其他非政府组织。

与VP-A类似，在VP-B中推广了两种主要的支持，在财务方面，VP-B将其受资助者分为两类:仍处于初创阶段的新成立组织和已运营数年的成熟组织。新的机构三年每年领取10万元，同期更成熟的机构每年领取30万元。根据引进的VP模式，VP-B还向受资助方提供组织能力建设，这是爱基金会向非政府组织输出其市场企业经验的一个重要渠道。然而，与VP-A的配对指导不同，VP-B通过组织集体培训在受资助方之间进行能力建设。通常，非政府组织被召集到一起，参加由爱基金会邀请的客座讲师指导的培训课程，所有受资助者一旦被纳入资助项目，就必须接受几轮培训。

非政府组织对基金会公益创投实践的体验

能力建设有用吗？

作为公益创投的首要特征，能力建设可以被设计成各种形式的基金会资助项目，如VP-A的配对指导和VP-B的集体培训。无论是哪种形式，企业家和他们从市场部门带来的想法都会对受资助者产生巨大影响。然而，非政府组织如何看待基金会VP项目的能力建设模块呢？企业家所提出的想法和经验教训是否适用于非政府组织？大多数受访者承认基金会能力建设对资源获取的价值，包括传统筹资和商业收入，但他们对其在非政府组织工作其他方面的效用表示怀疑。

与基金会关于市场规则普遍适用于非营利组织的主张相反，受资助者并不认为它们都适用于非政府组织。一般来说，大多数参与基础能力建设的企业家通常没有太多非营利工作的经验。对许多受资助者来说，这意味着企业家只能就资源获取提供建议，而不能对非政府组织日常运作的任何实质性问题提供建议。这种情况引发了非政府组织方面的许多思考，包括对企业家作为受资助者导师的合法性的大胆挑战。

资源导向发展带来的困惑

毫无疑问，企业家在VP计划中分享的市场经验有助于非政府组织扩大其资源，事实上，许多受资助方确实因此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这些项目对组织扩张的过分强调并不适合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在我们的实地考察中，许多受资助者对企业家倡导的资源导向的发展理念表示困惑。

毫无疑问，企业家在VP计划中分享的市场经验有助于非政府组织扩大其资源，事实上，许多受资助方确实因此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这些项目对组织扩张的过分强调并不适合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在我们的实地考察中，许多受资助者对企业家倡导的资源导向的发展理念表示困惑。

非政府组织公共性的流失

在《论非营利组织》一书中，Peter Frumkin（2002）明确非政府组织的四项社会职能:提供服务、社会企业家精神、公民参与和公共表达。他认为，“非营利组织的长期健康和生存能力取决于四种功能之间的平衡。”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基金会公益创投已经将这种平衡严重转向社会服务的提供上了，远离了更具政治意义、面向社会的公民参与和公共表达功能。

这种转变主要是由于驱动商业利益的逻辑。一般来说，企业热衷于发现不同的社会需求，并将其转化为市场空间，在此空间内提供服务和追求经济利润。在这种市场思维的引导下，非政府组织倾向于专注解决微观层面的社会问题，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同时淡化其公共角色。对许多非政府组织来说，这种可以“商品化”的“产品”的说法与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社会价值所在的感觉并不相符。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职能不应过度工具化。非政府组织不仅应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或仅仅提供社会服务，它们还需要挖掘社会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会有贫困？是什么导致了流动儿童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本质应该是解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修复不健康的社会关系，追求更多的社会正义。

结论

本文通过对基金会与草根NGO之间资助关系的民族志调查，探讨了中国非政府组织研究领域中一个鲜有研究的问题: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市场动力。本文研究的两个案例表明，企业家参与基金会公益创投资助项目为将市场力量植入中国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渠道，并凸显了市场入侵和非政府组织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市场影响力主要表现在推动非政府组织转变为类似商业企业的社会产品供应商和资源追逐机器。虽然非政府组织认识到它们能够而且应该在社会中发挥多种功能，但它们也担心市场影响可能会将它们拉向提供社会服务，而排斥其他社会角色。此外，许多非政府组织领导人非但没有盲目寻求财政支持，反而对以资源为导向的发展的消极后果保持清醒的认识，并对商业企业家指导非政府组织的知识适用性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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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Choi, Sangmi. 2014. “Learning orientation and market orientation as catalysts for innovation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3(2), 393–413.

Franceschini, Ivan, and Elisa Nesossi. 2018. “State repression of Chinese labor NGOs: a chilling effect?” The China Journal 80, 111–129.

Frumkin, Peter. 2002. On Being Nonprofit: A Conceptual and Policy Pri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well, Jude. 2015. “Shall we dance? Welfarist incorpo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labour NGO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223, 702–723.

Kang, Xiaoguang, and Heng Han. 2008. “Graduated controls: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34(1), 36–55.

Spires, Anthony, Lin Tao and Kin-man Chan. 2014. “Societal support for China’s grassroots NGOs.” The China Journal 71, 65–90.

Yu, Jianxing, and Kejian Chen. 2018. “Does nonprofit marketization facilitate or inhibit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the USA.” Voluntas 29(5), 925–937.

相关文献：(直接点击链接即可进入该页面)

原文链接（阅读原文　点击左下角）：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hina-quarterly/article/marketization-and-its-discontents-unveiling-the-impacts-of-foundationled-venture-philanthropy-on-grassroots-ngos-in-china/A91FB5C1E74DB3346F5D47E296238992

此处也可以下载全文：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9629318_Marketization_and_Its_Discontents_Unveiling_the_Impacts_of_Foundation-led_Venture_Philanthropy_on_Grassroots_NGOs_in_China

凤凰网一点资讯：

http://www.yidianzixun.com/channel/m40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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